贾巴尔亲笔：体育教会我的那些事

spirit101101

作者：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NBA历史得分王，三次获得年度专栏作家奖，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曾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在我七十余年的人生中，体育占据了大部分的时光。对我来说，体育不仅仅是我的事业，也是被赋予哲学与宗教内涵的价值观与教义。作为一名球员，体育教会了我很多道理。从未成年到成年，球迷们帮助我规范了我的道德观念。和很多孩子一样，我从事体育起初是为了和其他孩子不同，为了彰显我自己的个性。当我一天天长大，我发现那些充满竞争性的比赛教会了我很多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如何幸福满足地生活。但当我的年纪越大，我就越意识到这些道理并非非黑即白那么清晰，也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那么简单。体育并非如陈词滥调所说的那么令人振奋。这些道理随着我的成长而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复杂。


我第一次意识到体育的复杂是在我刚来到UCLA的时候。约翰-伍登教练让篮球队里所有的大一新生都坐在球馆里，然后给我们上了我们运动生涯里的第一课：如何正确地穿球袜。大学篮球领域里的常胜教头之一在教这些全美最出色的运动员们如何穿袜子。我们都忧心忡忡地看着彼此。但伍登教练引用了他最喜欢的名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做出了解释：“一次小小的疏忽可能会招致不幸……当你想找钉子的时候，你的鞋丢了；当你想找鞋的时候，你的马丢了；当你想找马的时候，骑手又不见了。”啊？我们都在心中默想，在思考现在转学是不是有点儿太晚了。他又说到：“如果你们不把球袜拉紧的话，你们的袜子上可能会有褶皱。褶皱会让你们的脚磨出水泡。水泡会让你们无法上场。你们无法上场就会输掉比赛。”


伍登教练给我们上的这简短的一课并不只是告诉我们如何穿袜子，而是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就像鲁布-戈德堡机械[1]那样。很多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零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部相互联结的机器。忽视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会引发多米诺效应，从而导致失败。这就是体育的本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比赛却成为了我们社会基础架构的重要一环，它们与学校，政府和自拍一样重要。体育从来都不只是“一场比赛”那么简单，它也是群体的庆祝方式，人类成就的标志，和教给我们社会价值观的良师。


[译注1：鲁布-戈德堡机械是一种被设计得过度复杂的机械组合，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工作，例如倒一杯茶，或打一颗蛋等等]


找寻自我之道




每名教练传授的第一课都是团队精神。他们用诸如“团队协作中没有‘我’这个字”或“团队精神让梦想成真”这些老生常谈的话语一次次地轰炸着我们的耳膜。教练们所使用的消除个人主义的手段就像军队，宗教或是“卡戴珊教”中所使用的一样。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教导我们要团队协作而不要试着成为场上最闪耀的明星，从而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见过这种球队：队中一名机动灵活的得分手频频拿下高分，但球队仍旧输多赢少。这名明显在追求球鞋合同的得分手永远都不明白要把球队的利益放在个人满足感之上这个道理。这类球员不懂得什么叫“水涨船高”（体育领域的另一句老生常谈了）。当球队赢球时，每一名队员都会受益更多。成为一支弱旅里的明星球员只会受到人们更多的指责。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套教育理念，因为我想要在球队里找到归属感。我那时正在逐步建立对自我的认知：我是一名球员，一名身高异于常人的少年，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名黑人。我那时候是一名身材瘦长且不协调的孩子，也是一名协调能力差的高瘦球员。对我来说，球队就像是我的庇护所。归属于一支球队可以让我学习很多篮球基本功，也可以让我努力地提升自己。球队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只有优异的表现才能让你得到褒奖。当我打得越来越好，当球队开始为大学一次次摘得桂冠后，我“个子高会盖帽的怪小孩”的身份变成了一块代表着成就和存在感的勋章。



作为球队中的一员和作为一名黑人的感受截然相反。我每天都要因为肤色而被人指指点点。在球场上，身高是我的资本。但在街头，身高却成了白人眼中的威胁。我成长在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美国只有两支“球队”，一支黑人队，一支白人队。你生来就属于其中一支“球队”。白人队竭尽全力确保黑人队无法在“球场”上与之匹敌。这是一场被操纵的比赛，这个“球场”不是靠实力说话的地方。


团队协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道理。在场上，团队协作对成功来讲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和弱点。我们学会了如何发挥彼此的长处，如何保护队友们的短处。胜利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狂欢，而是团队的成就。所有体育里的陈词滥调和那些烂俗的海报上说的都是对的：团队协作至关重要。



但不尽然。


因为团队协作也同样是剥削人民的一种方式。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人 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人们都对黑人说如果你们想要拥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利的话，你们需要耐心等待。人们都对女性说你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够强大，无法和男性同场竞技。人们用“团队精神”这种字眼向青少年们宣传爱国主义，从而让他们应征入伍，成为军队的一份子。


然而，白人对待包括我在内的黑人的方式却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我是美国的一员。也许这就是为何归属于一支球队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球场上没有偏见，只有你为自家球队做出的贡献。但在场下，团队精神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对我们球场上所作所为的拙劣模仿。因此，我最终领悟到的道理是：你要去区分哪些群体是发自内心地在推行真正的团队精神；而哪些群体把团队精神据为己用，把它当成伪装沙文主义的面具。团队精神的确会让梦想成真，但并不是每个群体都值得你奉献自己。




球员生活




在棒球电影“bang the drum slowly”里，职业球员们喜欢邀请球迷们来玩儿一种叫做“Tegwar”的纸牌游戏（一种没有规则的，惊险刺激的游戏），从而敲诈球迷手里的钞票。在球迷不知情的情况下，球员们在打牌的时候编造了很多规则和术语，并告诉球迷们所有真正的球迷都应该知道这些游戏规则。担心自己说出不懂规则会显得很尴尬，球迷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钱被球员们拿走。这一幕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像是一场“Tegwar”游戏。我们都面对着一个公正无私的自然法则：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电影里，其中一个年轻球员（Robert De Niro）因癌症去世，这诠释了这一点。

体育运动中的规则创造了一个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公平氛围。对我们这些运动员来说，我们很感激能有这种公平的机会。没错，在激烈的比赛中我们有时会越过规则的边境，但体育比赛之所以激动人心，就是因为运动员要学着如何在规则范围内胜过对手，而不是通过漠视规则取得胜利。不是所有的球员都同意这一观点，有些人认为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谈到这儿，我们又要说回到团队精神那一点了。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对团队的定义是那些和你穿着同一种球衣的人，而你们队的目标是打败任何和你们身着不同球衣的人。但当你日渐成熟，你对团队的定义开始逐步变化。如果你利用破坏规则的办法作了弊，你可能提升了你自己球队的表现，但你却破坏了这项运动乃至体育本身。团队并不仅仅代表着所有和你身着同样队服的队友，也代表着所有从事该项运动的球员们。然后你会意识到伤害体育本身也会给球迷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把运动员当成榜样的小孩子们。随后你会明白你破坏了我们国家“人人生来平等”的价值观，让我们国家致力于打造公平竞争氛围的努力付之东流，从而渐渐地把公平从某些人的身边夺走。这就和前面所说的“丢了钉子”的故事一样了。


除此之外，我也意识到了规则并不总是公正的，某些规则服务的对象是它们自己而非体育本身。NCAA每年的收入大概高达十亿美金，但大学运动员们冒着受伤，得不到充分的教育机会，甚至付出生命的风险却得不到一毛钱的报酬。NCAA十大教练的年薪从两百多万美金到七百多万美金不等。当我效力于UCLA的时候，我囊中羞涩到吃不饱饭。NCAA规定那些获得学术奖学金的学生也可以通过打工赚钱，但那些只有体育奖学金的学生则不可以利用打工赚取外快。


从1967年至1976年，NCAA禁止球员灌篮。这项规定也有个非官方的绰号，叫做“刘易斯-阿辛多尔法则”（1967年我的名字是刘易斯-阿辛多尔）因为我灌篮的技巧和频率都很高。规则制定者们解释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觉得我的身高优势对其他人来说不公平。然而，那个时候身高和我差不多或是比我高的球员还有十多个，但他们打得都没有我高效（如今，NBA里的七尺长人多达43位）。他们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因是因为我利用灌篮帮助UCLA多次赢下了冠军。


规则是有益的。我们需要遵守规则。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要根据比赛，球员和社会的发展来改变规则。美国宪法也遵循着同样的道理。宪法的制定者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明白无论当时的价值观如何，时间都会揭露出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中的瑕疵。因此他们更改了宪法，让它们得以折射出大众的觉悟。我们通过修正宪法以及其他的举措来维护新闻自由，废除奴隶制，和给予女性选举权。体育教我要不断地去质疑规则的初衷与有效性，当它们在当前价值观下失去公正时，要大胆地修订它们，而不要成为规则的盲从者。



退役生活



从NBA退役后，我用很多球员时期学到的道理来从事小说家，专栏作家和编剧事业。教练曾灌输给我的百“练”成钢这项纪律在写作中至关重要。没有人一睁眼就想要写东西，因为写作通常会暴露出你性格中的弱点。这就好比在镜子中看两个小时自己的脸一样：看了几分钟之后，你看到到的全是自己脸上的瑕疵。纪律性让我得以度过那些自我怀疑的时光。

团队精神也是如此。有时候我和另一个同事负责同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对方，评价对方的作品然后进行修改。当我为《美眉校探》重启版写剧本时，我和其他五位编剧共处一室。我们互相解释了自己的点子，并改进或推翻了彼此的想法。无论我们如何修改，我们都是为了让剧本效果达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私心。你很难从最后的剧本中分辨出谁写了哪部分，但我们都对我们共同创作出的作品感到自豪。


但我从体育中学到的最深刻的道理是运动员对于社区的责任。无论是当地的小社区，还是国家这个大社区，运动员都有责任为它们做出贡献。而这也是我近几年来所关注的焦点。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大家普遍认为运动员是一群四肢发达的呆瓜和一群会在更衣室欺负弱小的恶霸。无论教练的观点如何，运动员都必须要与教练一致。不同意教练的人会吃到苦头。


当我还在UCLA读书时，我受邀加入了一个叫做“克利夫兰峰会”的运动员组织。这个自发团队组建的目的是评估“拳王”阿里拒服兵役[2]是否正确。20岁的我是峰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尽管阿里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朋友，但我下定决心要和其他人一样以客观的观点看待这个事件。在经过了一连串富有攻击性甚至有时充满敌意的询问之后，我们一致认为阿里拒服兵役是无罪的。白人社会可能会认为我们只是一大群运动员而已，但黑人社会明白我们的调查是为了确立阿里“黑人英雄”这一地位。


[译注2：1967年，“拳王”阿里因为自己穆斯林的身份而拒服兵役，但美国地方法院以拒服兵役的罪名吊销了阿里在全美各州的拳击执照，还判处了他长达五年的监禁处罚]

自此之后的五十年里，运动员们一直在艰难地尝试以美国人的身份发声，他们在与那些试图用“闭上嘴打球吧”或是“管好你的（此处可以填上任何适当的运动名称）”这些话语让运动员闭上嘴的群体们斗争。我们在球员时期学到的道理使我们得以击碎阻碍并走出逆境。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小时候在篮球和足球训练营中学到的“团队精神”这个道理。然而，我还是要重申，“团队”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



为了卖球票和卖周边，球队老板希望球员们保持沉默。为了保全剥削人民的政策，政客们希望球员们保持沉默。由于球迷们不想听到球员所探讨的社会不公问题，因此他们想让球员们保持沉默。为了利益与权益，他们都想让球员们保持沉默，他们用压迫性的规则，罚款和对球员生涯的抨击来打击运动员们。


然而，运动员身上让人倾慕的一点是，他们重新定义了“团队精神”，将其拓展到了球衣，政党与传统之外。他们把整个国家当成了一个团队，把比赛的规则铺陈在了美国的宪法中。他们想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出身的人们得到平等的待遇。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待遇，只要平等的待遇，公平的“赛场”就好。



运动员们从体育中学到了很多道理与价值观，并乐于冒着职业生涯受损的风险帮助他人，让别人也一起沐浴在胜利的光芒下，而不是默不作声。体育让我相信了美国的潜力。体育启迪着我，让我可以帮助他人激发出每个人身上的潜力。因为这将会是我们所有人的“终极冠军赛季”。